中華遺囑庫的起用，跟中華骨髓庫，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一樣，具有以人為本之義，破解了“遺而難囑”的現實難題，于社會治理手段和方式上也是一種創(chuàng)新，體現了公共服務個體的基本原則。
調查顯示，在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，每年自然死亡的老人當中，立有正式遺囑的不超過25%。經過研究北京一些法院的立案情況發(fā)現，家庭糾紛中有四成系遺產繼承引發(fā)。而從婁師白、許麟廬、季羨林等文化名人逝世后引發(fā)的遺產繼承糾紛看，建立一個公正而具有法律效力的遺漏平臺，讓每一個人都能在生前了卻身后事，放下壓在心頭的最后負擔，從而實現真正的老有所樂，中華遺囑庫的制度平臺，顯然承擔了這樣的功利，實現了公眾訴求，也為社會管理方式提供了輔助手段。
無論從程序上看，還是從結果上看，中華遺囑庫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優(yōu)勢。在程序上，嚴謹而科學的登記流程、技術輔助、律師指導、證人見證，使之形成的證據在法庭上幾乎可以做到無懈可擊，彌補了無見證遺囑的短板，因此具有權威性和合法性，而避免爭議和糾紛的產生。加上免費服務的人性化，開放式的平臺，最大程度吸引老人們前來登記留言，調動公眾參與的熱情實現源頭管理。在結果上，由于有了程序把關，避免了遺囑本身的不合理性，加上遺囑屬于行為能力下的自愿表達，能發(fā)揮排他性、唯一性的效果，足以樹立起令人信服的權威。
一個溫情而令人滿意的社會，必然要具有一個周全而人性的公共服務體系。遺囑看似個體事、家庭事，其實也是社會事、國家事。人為國之本，人的權利得到保障，尊嚴得到體現，才能構建社會的安定與繁榮。因而，從生老病死各個環(huán)節(jié)，實現無縫的全程服務，理應成為檢驗一個社會公共服務質量的試驗。中華遺囑庫填補了一項制度缺陷和服務短板，更是“以民為本”的服務理念的踐行的深化，應當在既有經驗的基礎上，實現更大范圍的推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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